4 加速智能纳米药物领域发展的若干思考 目前纳米药物领域发表的纳米递药相关研究成果中，50%以上属于抗肿瘤治疗领域。
技术经纪人与科研人员合作更多地从做好服务、促成事的角度去推动。红娘认定难、奖励难 近年来，我国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红娘认识逐渐加深，不少地区出台的政策将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对象从科研人员扩展至为成果转化作出贡献的人员。
他建议，在今后适当的时间，应进一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把奖励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的比例确定为50%，而不是不低于50%。探索和尝试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韩军曾任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参赞，对国外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有近20年的研究技术经纪人与科研人员合作更多地从做好服务、促成事的角度去推动。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欧美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一般是333分配模式，即1/3奖励发明团队，1/3奖励院系供其开展后续研究，1/3奖励技术转移机构或技术经理人。过高奖励可能是不利刺激 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机是什么？2020年6月，《管理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科研人员对金钱的兴趣与专利申请之间几乎没有关联。
秋凡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科研管理人员也应该被视为奖励对象。他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有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给予奖励，并将奖励比例提高至不低于50%是有必要的，而奖励的上限应该交由市场去确定。在校长、系主任和导师的坚持下，于贵瑞留在了沈阳农业大学教书，这一待就是8年。
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而对于此次获奖，他说，李佩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敬佩，我能够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教育事业做一点奉献，也感到非常欣慰。他根据多年科研与教学实践工作，编写《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的原理与方法》、《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理论及环境影响的生态学基础》等专著，指导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技术方法与野外实践课程的教学，已成为国内通量观测及碳氮水循环研究领域基础教科书。近年来，他十分重视培养青年教师，将自己开创并主讲多年的课程，通过传帮带的形式，一步步交给青年教师，自己重开新课，到时机成熟时再传给青年教师。
打牢根基后，对于后面的课程，于贵瑞就会像放电影般进行通过重要知识、学科研究热点、前沿领域与最新成果等传授指点，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大胆创新。韩朗说，是于老师引领她踏入科研的大门，言传身教的教导我研究要严谨，努力需刻苦，知识需广博，更帮助我树立了投身科研为国奉献的雄心和决心。
薪火相传 你究竟想做什么？每一位成为于贵瑞学生的人，在见到他时，都会面临这一灵魂之问。尽管，有时学生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没用。数十年来，他曾还有过诸多身份称呼，但唯一没变的是于老师这一称呼。于老师严谨认真的学识修养、人格魅力，以及科技为国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感动和钦佩。
同时，还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用学生们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些都不简单，但也极大地促进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成长。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系统科学的重要领域。如今，于贵瑞已有37年的教龄。他注重结合多学科背景、多学派观点、多维度思想，采用系统性的思维模式和知识发展脉络进行讲述，让学生形成一体化的科学认知体系。
最高境界是思想的传授，一流的老师最重要的也是传授科学的方法论、学术思想和思维逻辑。在他看来，教书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不比做科研只需要深耕某一个具体的领域方向，做老师需要博览群书，能够整体把握学科，有完整的知识结构，这样才能有效地组织一门课程。
1959年，于贵瑞出生在辽宁大连新金县的一个农村，读小学时很羡慕那些老师们，便想着：好好学习，将来当个老师就好了，既有个事情干，还能挣点工分。这是于贵瑞的切身体会。
于贵瑞院士（国科大教育基金会供图） 于贵瑞院士（左三）在千烟洲站调研（国科大教育基金会供图）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科学新闻杂志的所有作品，网站转载，请在正文上方注明来源和作者，且不得对内容作实质性改动。做选择时他抱有更大的希望，或许可以到北京或其他地方的科研机构做研究，而不是留学校教书。回顾过往，于贵瑞笑着说。在培养自己的研究生时，于贵瑞亦是如此。帮学生建立书架 无论是在沈阳农业大学，还是在日本千叶大学，导师的职责，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般对待，需要关心他们的吃穿、思想和成长的每一步及每个环节，这都是于贵瑞至今最深刻的记忆。长久潜移默化地影响，使得自己当老师后，想的也是我能付出什么，能够帮孩子们做点什么。
说起生态，好像没人不知道。在于贵瑞看来，对于学生第一篇研究论文事无巨细指导，反复交流，直到文章发表。
同时，教育基金会为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教育事业，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也是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2014年，于贵瑞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给研究生开设核心课《生态系统生态学》和《高级生态学》。
如果学生在这第一次中能够很好地掌握其中每个细节，那就基本具备了科研能力，再加上论文发表有了自信心，往后就可以独立做研究了。就这样，于贵瑞37年来未离开过三尺讲台。
因此，除了具体知识，于贵瑞更倾向于帮学生建立头脑中的书架。后来，于贵瑞以日本政府国费留学生（中国访问学者）的身份被选派到日本千叶大学学术交流，在那里，他再次被导师安排为大学研究生院助教、园艺学部副教授职务，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教学。于贵瑞娓娓道来，学科最本质、最核心的理论和思想并不多，但却是构建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框架，他希望传授学术思想和普适性理论的系统论述，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建立在自我意识中的书架，建立自己的能力知识体系。1984年，于贵瑞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那次高考并不容易。
教师是传承者、传教士也不能在我们市场机制还相对弱小的战略领域投鼠忌器，错失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改变被动局面的良机。
科技评价假手他人、以文献计量代替整个科研评价的状态应该迅速纠正。该法案的前身之一《无尽前沿法案》，此前因致力于扩大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保持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优势而备受瞩目。
应对之策 为了应对国际科技创新战略博弈和争夺科技制高点，我国科技发展也朝着 国家科学的方向调整，已有以下表现形式和特征：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全文1445页。
其次，国家科学不以解决单项任务、取得局部进展为目标，而是追求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高科技的整体突破，重视科技转化的路径和效率，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建构。在国家科学时代，提高战略协同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应该成为我们制度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有举全国之力在重大科技工程和卡脖子项目上取得成功突破的诸多个案，如两弹一星工程等。（作者系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中国科学报》 (2021-06-10 第1版 要闻)。
科学活动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体现国家力量的介入，如布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等。因此，从逻辑上说，国家科学会淡化战略高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仅以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导向。
战略协同性在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全球技术标准话语权争夺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科学软实力的重要体现。199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政策报告，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国家利益导向。
我国80%以上的优秀科研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在各种需要评判学术水平的场合，不得不客观地考查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主要依从国外的评价体系。在国家科学时代，我们不能心存幻想，指望我们曾经熟悉的国际科技与合作秩序、国际产业链分工协作机制能很快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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